嵌入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的开发路径及其经验——以鄞州区为例

来源：xc杏彩体育    发布时间：2024-01-04 00:25:51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个地区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可以说，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发展、促进产业转型、改善乡村环境、提高村民收入的方式之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和驱动。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乡村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慢慢地发展起来，以农户、各级政府、企业、村集体等为主体，围绕休闲度假、生态体验、风味品尝等内容，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但同时，许多乡村旅游只是停留在“干农家活，吃农家饭，住农家房”阶段，存在产品雷同、开发不够、品位不高等问题。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旅游产业与乡村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相融合，成为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难题。

  学者波兰尼提出“嵌入”的概念用以讨论19世纪后社会的市场转型，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经济生活从属于社会生活（即“嵌入”）；而在“市场社会”中，经济生活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即“脱嵌”），倒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嵌入”与“脱嵌”的概念在社会科学许多分野都被运用讨论，用以说明整体系统下，单个元素不可能脱离系统结构存在发展，而是与系统内各个元素间相互关系影响。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联结，具有农业与工业并重、血缘与地缘共生、家与国共联的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繁荣发展，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国民经济稳步提升。伴随而来的，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乡村资源过度开发下导致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以及乡村人口流失下乡村空心化和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乡村的发展历史，既是一个从传统社会结构、空间形态、组织类型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冲击下不断解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地域性文化和村民主体性不断“脱嵌”的过程。

  1．经济与乡村：产业脱嵌。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经济逻辑在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带动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起到“产业反哺”作用，不仅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也能带动农村产业体系的升级，以此来实现产业融合。然而，粗暴地将工业逻辑移植到乡村当中，往往容易忽略产业开发自身的经济属性，即产业盲目逐利而导致农业、农村、农民被排除在利益分配机制之外，最终，不但不能完成资本、产业下乡所期望的乡村经济振兴目标，还会破坏乡村内在的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此外，乡村政策的落实、资源要素供给的公平性、乡村治理连贯性、生态环境保护等外部因素无不嵌入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之中，也进一步影响着乡村产业现代化的可持续性。

  2．文化与乡村：地方性知识脱嵌。理想而言，乡村旅游需要在文化层面尝试回答，乡村自身由于人口流失导致的，如风俗、信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本土文化知识体系被不断肢解和侵蚀，更进一步导致乡村社会矛盾、环境破坏、风气混乱等显性的现实问题，简单来讲就是人口虹吸、文化重塑和秩序重建的问题。但从其自身产业高质量发展逻辑而言，通过将地方性文化符号化来吸引外来旅游者发生消费行为、实现资本积累，往往容易与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理想路径相背离，最终可能会引起村民移居、商家入驻、民俗表演化、文化空心等问题。

  3．治理与乡村：村民主体性脱嵌。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对乡村整体资源的规划、整合和调动，往往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乡村资源分配的“政治杠杆”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联系社会资本、村内人文自然资源，构建起乡村改造的原动力。因此，其组织形式和开发行为往往呈现“自上而下”和“由外向内”的特点。乡村旅游实践中包含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自治主体以及村民。这其中，以宗族组织、其他村民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主体，以村委会、村党支部为代表的自治组织，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内部主体，但这一内部主体在资源规划和市场融入中却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乡村治理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宁波市鄞州区依据城乡差距较小、乡村占比大等现实条件，尝试打造“以文润村、以文化人，一村一特色”的乡村旅游新模式。如东钱湖镇城杨村尝试“艺术振兴乡村”，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村”；东吴镇设计“音乐振兴”，吸引游客和学生到访；塘溪镇童夏家村设计“哲学振兴”，打造“浙东哲学小村”等，都成为省级美丽乡村创建的优秀示范。

  随着对乡村旅游的认知不断全面深化，人们不仅用经济眼光将乡村视为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重要资源，也认识到乡村文化、乡村共同体、乡村社会生态重建的重要性。因此，乡村旅游开发方式也从简单的旅游产业植入转向“产业回嵌”“文化回嵌”“治理回嵌”的三重向度。

  鄞州区的乡村旅游开发，在产品定位上，强调将绿色消费、自然生态慢生活的理念与地方特色文化内涵（如勤勇村的大寨文化和红色文化、走马塘村的进士文化等）相结合，突出“城—乡”差别的同时，也强调“村—村”的差异；在产品形式上强调可供体验、观赏、消费的旅游服务产品（如东钱湖镇发展特色农渔、休闲农业旅游）；在产品推广上，重视精品线路打造，强调聚合效应，如规划十条美丽乡村风景线，串联起山、水、林、田、湖、海等自然资源，体现乡村自然与人文特色；在产品附加价值上，重视乡村产业链的培育，依托乡村农田、蔬果园、林地、农业基地、海滨滩涂等，培育旅游与农、林、渔融合发展新业态。

  乡村产业的回嵌，不是简单将某一产业植入到乡村之中，而是乡村整体产业体系的市场化转型。鄞州区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产业回嵌的尝试以产业融合为主要内容，强调“农文旅”结合，也进一步探索农、林、渔等第一产业向二、三产融合更新的尝试，旨在降低乡村发展外生性制约的同时，激活乡村的内生性动力。

  具体而言，从外生性角度，增加对乡村建设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以及对乡土资源开发和市场化的政策倾斜，增加城乡互动，提高乡村在产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从内生性角度，不是简单以吸引游客为目的开发乡村旅游，而是在资源整合规划过程中，进一步打通乡村产业链，探索以生态绿色为价值核心、强调因地制宜和精品化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既防止单一发展乡村旅游业导致的乡村“去农化”和产业依赖；又让乡村进入市场化体系以后，可在多重产业保障下稳定乡村生计结构，进一步在经济层面提高乡村应对风险危机的韧性。

  不管是理念定位或是特色品牌，鄞州区在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均强调以地方性知识为依托进行乡村空间改造。不同于“文字下乡”“法治下乡”等，这里的地方性知识并非“下乡”，而是“回乡”，即发掘乡村本土固有的文化，并将其显化成为乡村的身份符号。

  例如，2021年被评为3A级景区村庄的天童村，地属鄞州区东吴镇，在鄞州区农业农村空间布局中被划为“太白养生片”，以自身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禅文化”“商贸文化”为定位理念，打造“天童老街”特色品牌，2019-2020年东吴镇累计投资1亿元，对村庄及其旁边的环境做综合整治，以镇政府为主体，联合宁波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在村内建设创业基地和艺术工作室。同时鼓励村民自主创业，由当地村民自主经营的店铺现已超过30家。

  其实践行为中既包含了以旅游消费为目标，将乡村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做包装表演的“前台”场域；又强调以文化自觉和自信为主线的，乡村作为独立的文化主体所支配的“后台”场域。在“前台”，乡村与游客非间接接触，通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包装，风俗民情、人文古迹、手艺遗产等乡村文化变身可消费的符号商品，游客在其中获得体验，乡村在其中获得关注和经济收益；在“后台”，乡村（尤其是村民）保留了日常生活的本真空间，这个空间内交织着传统和现代，有着刻板符号之外的复杂和纠葛。

  从根本而言，乡村旅游中的“文化回嵌”，让外来者认识乡村与乡村文化价值的同时，村民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有更大的动力去对本土文化进行寻根、继承、批判和发展，从而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明晰定位，并尝试与以城市、工业文化为代表的“普遍性知识”间进行对话和交流，最终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

  鄞州区在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所强调的治理回嵌，大多数表现在以基层行政组织为主导的空间规划、以专家和企业团队为辅助的知识支持和以村民为主体的开发实践，强调多主体参与的空间治理。

  其中，基层行政组织的主导和外来团队的支持都是治理实践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以基层行政组织为主导的乡村空间规划，在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权威性组织力量的同时，也防止旅游开发“碎片化”“零散化”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竞争乱象，更为乡村在旅游开发和运行过程中资源收益分配的公平性提供宏观保障。另一方面，专家和企业团队为乡村旅游实践提供了要素支撑。

  例如，东钱湖镇城杨村依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团队，通过实施村民赋能行动，实现艺术赋能村民，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让村民回归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努力破解“政府干、村民看”的现实困境，让村民自己动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同时，通过微景观建设或重要节点改造，形成乡村景观线路或片区化服务集聚，打造多元公共空间，引入研学、疗休养、民宿等产业，帮助村民实现在家门口赚钱的目标。

  乡村作为特定群体的生存空间具有多重属性，不同维度的乡村内涵共同构成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空间，同时又相互关联、协调和冲突，最终达到乡村社会稳定的平衡。从嵌入理论视角来看，现代乡村的多重危机正是由于乡村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空间的“脱嵌”导致的乡村秩序失衡。

  鄞州区在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组织动员、空间激活和产品研究开发，都旨在从乡村自身生产逻辑出发，重构乡村社会的组织网络，恢复乡村多重空间的功能活力，并尝试将乡村纳入以城市为核心的市场化逻辑体系之中，以完成乡村整体功能的自我修复。

  城市无限扩张导致的问题催生城市居民对绿色消费的需求，并在这种需求驱动下进行乡村旅游活动。同时，乡村通过人居环境提升、文化资源开发、兼顾便利性和舒适性的空间改造来承接城市的消费需求，并从中获得乡村经济社会再生产的资本，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国内大循环的路径目标。

  鄞州区乡村旅游开发的“三重回嵌”实践，旨在跳出城乡间的对立，将城乡互为延续，通过文化、经济、治理的回嵌对乡村进行重塑，达成城乡间良性互动，并促进乡村在文化、经济、治理层面的再生产。

  “三重回嵌”的实践举措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激活乡村内生活力为目标。治理回嵌是文化回嵌和产业回嵌的组织基础；同时，文化和产业的回嵌也为村民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激发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保障。

  但值得注意的是，乡村主体意识的激发不应仅仅停留在乡村旅游改造单一的动员行动之中，更应向建立乡村共同体延伸，内外一体重建乡村秩序，使之成为国家与农民、市场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良性协作的“中间组织”，完成再造乡土团结的历史使命。这既是鄞州区乡村旅游开发的后续课题，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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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立,王彩虹.由双重脱嵌到双重回嵌: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分析[J].行政管理改革,2019(06):44-53.

  [4]李燕琴,徐晓.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可持续旅游[J].旅游学刊,2021,36(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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